英国媒介社会学家查拉比（Jean K.Chalaby），曾将19 世纪以来的国际传播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技术为驱动的国际化传播，第二阶段是以资本为驱动的全球化传播，第三阶段是以人本主义为驱动的跨国主义（世界主义）传播。[1]本研究发现，在传播实践中，技术、资本和人本主义不但在不同阶段产生过不同的作用，而且在各个阶段均发挥过并正继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犹如口语传播不但在人类传播的第一阶段产生并发挥作用，而且迄今仍然在发挥重要作用一样。与此同时，认知理念、媒介技术和信息传播的进步，已经而且正在并将继续成为基于新世界主义的话语体系之构建路径。[2] 有鉴于此，本研究尝试立足已有相关成果，将技术、资本和人本主义同认知理念、媒介技术和信息传播等概念融会贯通，初步搭建整体互动论这一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的基本框架，并阐释其研究的基本特色。

一、人本驱动的新世界主义认知理念

新世界主义建立在一种全新的开放型，即多元论的哲学基石之上。区别于把世界看作实体性存在的世界主义，新世界主义是一种“关系世界观”或“关系本体论”。[3]新世界主义把世界看作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即把世间万物或人类社会中行为体彼此之间的相互关联与相互作用当作世界的本体之一，认为万事万物及各种社会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是跟这些实体自身同样甚至更具客观实在性的存在。

在新世界主义的生成论或建构主义思维方式下，世界是基于民族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各自之间以及相互之间的持续互动而处在不断生成（to be）与被建构过程中的关系性“存在”与过程性“存在”；世界作为一种处在不断调整中的关系结构，时时反作用于处在不断相互影响与变化中的各民族国家，规范与形塑着各民族国家的身份、利益和行为。也就是说，世界与民族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始终处于互动、互塑、互构和相互改造的关系之中，是多个且无限多个不定型、反复重塑而永待完成的世界的层累式叠加，因而是一个“日日新，又日新”的世界。这个日新月异乃至于“时新时异”的世界，正是新世界主义所主张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新世界主义看来，全球化既不应该是美国化，也不应该是欧洲化或者中国化，而应当是全球各种文化的交汇与融通。当然，新世界主义的落地既不可能轻而易举，也不可能一劳永逸。理论的优化与完善，仍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核心工作。[4]

2017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的第2344 号决议，首次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表明基于新世界主义的国际传播已由理念转为行动，其对全球交往对话的影响日渐月染。

《上海护理》是上海市卫生局主管、上海市护理学会主办的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护理技术类期刊。是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万方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和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首届《CAJ-CD规范》执行优秀期刊。

二、技术驱动的中性原则与理性追求

媒介拥有一种通过支配与操纵，实现共识建构的力量与能力，媒介的生产性权力与资源性权力等相对自主的权力，正在酝酿着“媒介世界主义”（Media Cosmopolitanism）或“媒介化的世界主义”(mediated cosmopolitanism)的可能。媒介赋予人们必要的技能与素质，培养起一种世界主义的视野(cosmopolitan outlook)，“世界主义媒介研究”(cosmopolitan media studies)势在必行。[5]“传播媒介的全球化包含着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它们影响着各种层次的政治认同。”[6]作为网络与新媒体技术驱动的产物，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突出强调中性原则与理性追求。

（一）从技术中性到竞争中性与制度中性

所有制中性，指的是各种所有制主体之间不仅要平等竞争，而且要一视同仁，不分我高你低，不因所有制差别而进行歧视，也不应对不同所有制规定专门的限制措施。目前，无论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企业，还是参与社会竞争的主体——民族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其所有制均呈现出多种多样的类型。基于新世界主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也应坚持所有制中性原则，对各种所有制的民族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一视同仁，确保相互之间平等竞争、合作共赢。

所谓“中性原则”，指的是绝大部分社会事物不是由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单纯对立两方面所组成的，而是存在大量的中间事物与中间地带，甚至正是这些中间事物与中间地带的存在，才构成了社会事物的主体。[8]因此，对待各项社会事物，不宜简单地用两分法去区分是非、对错、好坏，而应秉持中性原则，实事求是地分析判断与灵活处置。中性事物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文化得以传承的根据，是继承与创新能够结合的基础，也是新世界主义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核心目标的基本原则与根本保障。

作为一种关于技术与社会关系即技术对社会作用的理论，技术中性论认为，技术对于社会组织与文化等的发展并没有什么特殊影响，技术本身对于它的特殊应用而言是中性的。媒介技术，尤其是网络与新媒体技术也是如此。一般而言，媒介技术的生产过程、技术手段或方法本身是中性的，但其生产出来的产品即媒介作品及其服务却难免受到社团与社会权力的制约与影响，其社会效果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或二者兼而有之。因此，媒介从业人员的技术行为应当对社会利益负责，在从事媒介技术工作时要考虑其社会后果，应事先人为地避免对人类生存产生的不良影响。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要求在坚持技术中性原则时，应秉持媒介伦理观，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充分利用网络与新媒体技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提供优质的媒介产品与服务。

今天的教学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尤其终身教育已被认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未知领域永远存在，如何有针对的使学生带疑而学，如何使教师释疑而教将显得尤为重要。

竞争中性，指所有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必须公平竞争，政府不应给任何市场竞争参与者尤其是国有主体带来任何“不当的竞争优势”，不特别保护某一个竞争者。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认为，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强调合作共赢，并不等于排斥合理竞争，但所有竞争，均应贯彻中性原则，也就是倡导竞争中性。无论国有媒介、集体媒介还是个人媒介，作为参与媒介市场竞争的主体，必须公平竞争。尤其是进入网络与新媒体时代，特别保护某一个竞争者例如国有媒介所造成的“不当的竞争优势”，不但会损害其他竞争者的合法权益，而且从长远来看，还会在客观上阻碍受保护者竞争实力的真正提升，并削弱其竞争能力，最终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 多年来的传媒发展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在新世界主义视野下，媒介在全球治理、打造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媒介自身的发展也将驶入快车道。[7]只有秉持不断创新的理念，媒介才能与世界的多元化发展现实相适应。

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指隐含在人类言语结构中并由所有能言谈者共享的理性。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尤其关注交往理性，注重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共享理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需要通过信息传播，激发各民族国家及其民众与非国家行为体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交往理性，以实现相互之间的理性化交往。

（二）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与交往理性

作为从人类的认识思维与实践活动中发展出来并主宰人类认识、思维和实践活动的主体事物，理性（reason）是人类具有的依据所掌握的知识与法则进行各种活动的意志与能力。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核心目标的实现，在强调中性原则的同时，还重视理性追求。

由图2可见，减水剂分散能力随链转移剂用量增加先增大后减小，当0.6%左右时最佳，可归因于链转移剂用量较少时，聚合物分子量较大，在水泥颗粒表面吸附较慢，从而净浆流动度较小；当链转移剂用量过量时，生成的减水剂分子分子链过短，其在水泥颗粒表面的空间位阻能力减弱，分散能力下降；但混凝土的倒坍流空时间随着链转移剂用量的增大而减少，结果表明链转移剂用量为0.8%时，混凝土倒坍流空时间最少，混凝土粘度最低。

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是通过实践途径确认工具或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在传播领域，一方面，工具理性使传播者的媒介技术开发与利用水平不断提升，传播手段日益丰富多样，传播渠道更加多元与通畅，传播反馈越来越便捷，无论编码还是解码均异常快速准确，从而大大提升了传播效率；另一方面，工具理性也使人陷入“功效理性”的陷阱，以至于颠倒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甚至被工具与技术所役，成为传播工具的奴隶，例如网络游戏成瘾或变成“手机控”等。更有甚者，一些传播媒介陶醉于工具理性的技术优化而忽略传播内容的人文关怀与伦理道德，更是同新世界主义的媒介理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格格不入。

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也称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指行为人注重行为本身所能代表的价值，即是否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忠诚、荣誉等，甚至不计较手段与后果，而不是看重所选择行为的结果。新世界主义所构想的世界，正是这样一个人性的世界、人文的世界和有意义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旨在建设一个以“合目的性”的形式存在的意义世界。

进入清代以后，虽然“明七子”的诗学思想受到猛烈的抨击，但是“格调”说仍然有很大的影响。毛先舒论诗继承前后“七子”复古之说，推李、何，李攀龙、王世贞为明代诗人的杰出代表。在《诗辩坻》中他明确指出：“诗须博洽，然必敛才就格，始可言诗。”〔2〕8才，指诗人的才情，格即是范式、法式。前七子的领袖李梦阳提出所谓的“高古者，格也；宛亮者，调也”〔7〕118被后人总结为其对于诗歌审美特征的要求，是李梦阳反对当时文坛流行的“台阁体”诗风的理论表现。可以说，李梦阳的“格调说”开了后世格调论的先河。毛先舒在此基础上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敛才就格”。

（三）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实验性操作

1．政府驱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能单在现实空间展开，必须同时在网络空间推进。目前，网络空间已被视为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空间”。作为人类通过技术人为创造的全新虚拟空间，网络空间是通过电脑、服务器、智能手机等以数据传输与储存为主要装置所构成的网络数据流通空间，具有网罗性、双向性、超越性和全球性，是人类对空间的一种全新认知。网络空间集中体现了人类的共同关注与共同命运，其治理需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思想高度契合，可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思想的最佳实践区。

三、多方驱动的整体互动传播

新世界主义与当代媒介研究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的研究范畴，引领着当代传播与媒介研究的新方向。[9]当代媒介研究持续对新世界主义理论体系进行理解、界定、吸收和传播，这一过程必然会引起相应研究内容的拓展与研究路径的转变。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研究从全球传播角度，对新世界主义理论体系进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的深入探索，以整体性原则贯穿始终，致力于打通顶层规划、路径研究、具体实践三个维度。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所面对的，是当今世界的人类传播现象及其规律性，其首要特性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客观存在，并呈现出主体与主体、要素与要素以及主体与要素之间复杂多样的交互状态。因此，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强调传播现象的整体性，并重视传播研究的互动性。

（一）政府驱动、资本驱动与民间驱动的合力作用

国际传播尤其是全球传播的发展，除得益于技术、人文等因素外，当然离不开资本驱动。不过，由于世界传播不仅是获利的工具，还是影响国家间乃至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并早已成为不同民族国家间百姓交流的主要渠道，因而包括政府驱动、资本驱动和民间驱动在内的合力作用，是当代世界传播的多元化动力。

全球传播与共同体之间，存在着共生共进的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亟待以信息传播为切入点，着力发挥信息传播的舆论营造与意识培养潜能，尤其是利用网络信息传播，从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做起，将网络空间这一新兴的国际竞合舞台，作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思想的先行领域。

从2015年到2018年，短短3年时间，银隆估值涨了近10倍。如今，董明珠等外部股东与大股东魏银仓的矛盾彻底公开，银隆陷入风暴漩涡之中。

如果说在许多年前各学科之间界限分明、清晰可辨，那么当今各学科之间的边界已经模糊不清，而传播学则是学科渗透、融合、交叉、互动的催化剂与黏合剂，并正在迅速发展成为一门走向统一、走向整体的社会科学——人类整体传播学。

2．资本驱动

从历史上看，自举办报刊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业务开始，资本就嗅到了金钱的气味。可以说，传播从一开始，就不光是一种信息流通的事业，也是一种市场盈利的产业。资本驱动，一直是传播发展的主要助推力。

从报刊到广电，从固定互联到移动互联，都离不开资本驱动的技术演进与资本逐利的服务更新。无论是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商业化布局的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还是当前大手笔投入开发的人工智能（AI），都将成为新闻与信息传播的资本与技术先驱，推动国内外传播与全球传播的更新换代与高速发展。

3．民间驱动

信息需求，是传播发展的源泉。政府驱动的政治性传播与资本驱动的商业化传播，越来越难以满足民间对于新闻信息与娱乐资源迫切而多样化的需求。于是，平民百姓不得不“揭竿而起”，一方面既“用脚投票”也“用金钱投票”，选择各自感兴趣的信息与娱乐，促使官方与企业传播更多的民生、民主、民权信息；另一方面则选择亲力亲为，自行采访拍摄、编辑制作并发布有关自身生存状况与周边人文环境的诸多信息，使当代世界传播中悄然崛起民间驱动的传播势力。

随着网络与新媒体的发展，这种被称为“公民新闻”与“自媒体”“社交媒体”的民间传播不断拓展所涉足的领域，以至于民间驱动成为当代世界传播整体中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一股新的有生力量。从脸谱、推特到微信、微博的成功，无不同民间驱动的传播现象密切相关。其间的规律，值得传播学界认真总结与研究，以推动人类整体传播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二）人类整体传播学的愿景与架构

因此，政府驱动，是传播发展的基本原动力。各国政府纷纷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法律、行政等手段，影响传播事业的发展方向与动态效果。一般认为，政府手里，掌握着80%以上的社会信息。政府依法公开信息，才能使社会获得足够数量与质量的传播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政府本身的传播力与其传播控制力，既能够促进传播的正常甚至超常发展，也可能减缓甚至阻碍传播的发展与进步。

1．人类整体传播学的愿景

在华歧镇汪团村和汪川镇柏家沟村设置了2个农田残留地膜污染监测点，监测结果显示2018年秋季地膜残留量为34.05 kg/hm2，较春季地膜残留量（63 kg/hm2）下降45.95%。在华歧镇汪团村进行了农田覆盖地魔物理性能和力学性能测试田间试验，为秦州区机械收膜、一次性揭膜及一膜两用等技术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杨家寺金土地合作社和大门镇金光种养殖合作社开展了高效环保地膜种植黄瓜试验，试验结果表明高效环保地膜具有良好的保温、保墒作用，能够显著增加黄瓜产量。高效环保地膜的推广应用从源头上解决了地膜污染问题。

就目前的研究显示[4],大多数肺癌患者均发现于高危人群中,如有癌症家族史、吸烟史等人群,均需每年进行1次CT检查。因此,在临床上,对于伴有咳嗽、胸痛、呼吸困难、咯血等肺部症状,兼具有吸烟史、肺癌家族史、恶性肿瘤既往史或患有慢性肺部疾病者,需要定期予以CT检查。另外,CT对疑似肺部创伤、胸膜病变、纵膈内肿物等病变的诊断价值也较高,可清晰显示肺内肿块与纵膈的关系。

按照邵培仁教授的构想，人类整体传播学的愿景可以描绘为[10]：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出发点，以“整体全球化”为学术背景与研究指向，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与方法，以多角度、多层面和宏观、中观、微观相结合以及古今中外相融通的分析思维，研究世界各民族的一切传播行为与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信息与人、社会、世界的复杂互动关系，进而共同建构一个和谐包容、开放合作、共进共演、共享共赢、良性发展的新型传播世界。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人类整体传播学必须积极服务于新世界主义的伟大构想。[11]可以预期，人类整体传播学将在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发展成为中国传播学研究乃至世界传播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其发展前景广阔而辉煌。

2．人类整体传播学的建构

在《1∶500 1∶1 000 1∶2 000地形图图式》中，露天设备被抽象为一个简单的符号。图4中左侧的露天设备符号更具代表性，它还可以代表存储设备、机械设备等非建筑类的露天设备。从其结构体上，可知球体的范围半径就是该地物的占地宽度。在AutoCAD中，用AddSphere方法实现该地物符号时需要2个参数，球体中心位置坐标（Center）和球体半径（Radius），再加上4个柱体支架，露天设备就被定制为一个简单的抽象符号了。

人类整体传播学的建构，应致力于探讨人类整体传播的本质与规律；致力于构建一种既有纵向的时间久远性，又有横向的空间广阔性，还有竖向的层级高低性的理论分析模型；致力于建构一种第一、第二、第三世界融通，东、西、南、北各方兼顾，宏观、中观、微观结合的良性互动、和谐发展的世界传播新格局；致力于打造一种不分高低贵贱、社会成员相互尊重、开放共享、平等交流的传播氛围与社会环境；致力于推崇世界的多极化、经济的全球化、文化的多样化，使人类传播中的世界性与地方性、全球性与民族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整体性与个体性等各种对立关系得到有机化解、协调融合；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媒体、各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及高校传播学术组织开展全方位合作与交流，共同推进人类整体传播学走上健康的良性发展轨道。

不仅如此，整体互动论既强调整体研究也重视互动研究，旨在努力避免与弥补西方传播学研究的缺陷与不足，试图建立一个系统、全面、缜密的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体系。[12]

(3)从事公益服务。参加院系(学园)青年志愿者组织组织的志愿者服务活动，或者其他各类社会公益活动。要求每位学生参加志愿者服务活动或其他各类社会公益活动至少3小时。

无论是痰是瘀，调节一身之气才是化痰散瘀的关键。故祛瘀是治疗喘证的重要手段。刮痧疗法对呼吸疾病有相当的优势[10]，可加速气血运行，排出瘀毒[11]，且可调节脏腑功能[12]，使气血通畅，通达全身。《灵枢·九针十二原》：“凡用针者，虚则实之，满则泄之，菀陈则除之。”说明刺血疗法可清瘀血以达血出邪尽，血气复行的作用[13]。

3．人类整体传播学的特色

作为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的人类整体传播学，既具有一般传播学的基本内容，又突出自身的研究特色。

第一，板块研究。

人类整体传播学，并非将传播现象视为铁板一块，而是在宏观上强调与突出人类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整体性特质。在具体研究中，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现有成果，进行结构与功能研究。就特色研究而言，可以借鉴现代地球科学的板块构造（plate tectonics）理论，将传播现象视为一种板块结构来分析探讨。

整体传播学的板块式结构，是运用多侧面、多角度、全方位观察事物、分析事物、表述事物的思维方法，将全球传播现象按照历史与现状的区别，划分为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板块，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板块，以中国与日本为代表的亚洲板块，以巴西、阿根廷为代表的南美板块，以埃及、南非为代表的非洲板块和澳大利亚所在的大洋洲板块，研究这些不同板块各自的传播历史与现状，并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与相互影响，以勾勒全球传播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

在当代世界传播的生态系统中，政治传播历来是一种重要的传播形态。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政府革新的需求，政务传播也成为政府对内、对外的一项必不可少的传播活动。不仅如此，政府在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已将信息传播作为一种得心应手的工具。除自身举办包括政府网站、政务微博和政务App 等在内的传播媒介之外，还往往投资创办并控制包括报刊、广电在内的各类传统媒介以及网络等新媒体，并致力于将其打造为社会的主流媒体以承担政府的耳目喉舌功能，传播符合政府意志与行为的各类信息资讯，在国内外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更好地掌握在国内外事务中的话语权与主动权。

第二，建模分析。

建模（Modeling），即模型化，就是建立模型，也就是为了理解事物而对事物做出的一种抽象，是对事物的一种无歧义的书面描述。它基于对系统本身运动规律的分析，用模型来描述系统。整体传播学的建模分析，旨在提炼传播现象的公因式，以概括人类传播的基本规律。

一是模因(meme)，指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的事物。《牛津英语词典》将其定义为：“文化的基本单位，通过非遗传的方式，特别是模仿而得到传递。”按照这样的定义，模因的含义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模因是复制因子；其次，模仿是模因的主要传递方式。

模因包含甚广，既包括宗教、谣言、新闻，也包括知识、观念、习惯、习俗，甚至涉及口号、谚语、用语、用字、笑话等。整体传播学在特色研究过程中，将对人类传播过程中的基本模因进行发生、发展、演变的系统研究，以发现与揭示人类传播的内在规律。

1)核电工程预算(P)：在项目可研估算、初设概算等成本控制总目标下，根据各项进度计划，编制各种核电工程预算，包括总预算、年度/月度预算、投资控制指标等。合理、科学的预算是进行成本控制的基础。

二是模态，指诸如语言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可对比和对立的符号系统”。语言与图像，是再现世界的两种基本途径。符号互动论认为，受传者符号系统与传播者符号系统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可能使受传者理解的意义跟传播者想要传达的意义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别。传播具有双重偶然性，要想顺利完成传播行为，双方必须有共通的意义空间。[13]整体传播学既要研究传播内容，也要研究传播形式，包括传播的符号系统。尤其是网络与新媒体的研究，除重视传统平面媒介的语言文字与图片等符号外，应特别关注视频、音频的系统应用，例如微视频、短视频以及微电影等的具体应用。

三是模式，指主体行为的一般方式，包括科学实验模式、经济发展模式、企业盈利模式等。模式作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环节，具有一般性、简单性、重复性、结构性、稳定性、可操作性等特征。模式在实际运用中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实现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衔接，并根据实际情况变化随时调整要素与结构才能具有可操作性。

多样化不是问题，而是答案。整体传播学应注重传播模式的研究，致力于人类传播现象中各类标准样式的归纳与概括，以指导人们的传播实践，提升社会的传播效果。

（三）互动传播的研究与展望

作为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的组成部分，互动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需要展开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文只做简略的回顾与展望，留待今后与同行继续拓展。

1．互动理论本身仍待深入研究

作为社会心理学流派，互动理论（Interaction theory）创立于20 世纪30年代的美国，60 至70年代曾经盛行一时，到21 世纪仍有很大影响。其主要理论基础，是心理学关于人性与人的社会性的相关学说。我们知道，世界主义始于对人性的关注。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在构建整体互动论的过程中引入互动理论，实乃题中应有之义。

通过对忠县长江穿越隧道工程防治水施工技术的阐述，提出了“以防为主、防治相结合、先探后治、先治后掘”的防治水施工对策，解决类似江底穿越隧道的突水和涌渗水是合理的、可行的。

互动理论认为，社会并不是外在于人的某种客观存在的模式或制度体系，而是人们的交互行为模式化了的互动。模式化内容扎根于人的头脑中，表现在人们“角色互动”的行动中。对个人来说，跟他人结成多少种互动关系，就有多少种“社会”。因此，在互动理论看来，社会是具体的、微观的。社会变迁，使人们的需求、动机、价值观念以及人们的社会行为发生变化，导致原有的互动模式内容相应改变。“社会互动”尤其强调动态性，即认为它是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个动态过程。也就是说，在一定的社会关系背景下，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等在心理、行为上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对于互动的本质，则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互动主要是人们在创新关系，也有人认为“核心自我”对个体在互动中的行为发生着主要的制约作用。

互动总是自然发生的。[14]如果说互动是象征性地接受另一方的视角，并按这一视角采取行动的话，那么，互动过程中，个体主要是在创新、建构互动关系，从而导致“核心自我”经常变动，还是个体主要根据“核心自我”发生互动行为？抑或二者兼而有之但以某种为主？如何将传统的符号交往主义理论同各种批判性的解释性探究联系起来？互动理论本身，仍需要深入研究，以便为整体互动论提供更为全面而准确的借鉴。

第二，事不关己不受影响。面对企业深化改革举措和人员分流安置途径，部分员工认为这些都是领导的事，怎么改革、改革的力度多大和自己没有关系，不支持、不参与、消极应对。

2．在交互过程中寻求统一

我们知道，世界主义是“交互式”（interactive）的。新世界主义则处于以互联网与手机为基础的信息时代，一个人即使足不出户，也可以同外部世界保持前所未有的广泛联系。因此，在这样的时代，人们之间有着更多的交互性。“交互”（interaction）这一概念，隐含着“统一性”（unity）。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主张整体互动的要旨，正在于通过交互过程与互动效应来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核心目标。

从“世界公民”到“网络公民”，从利己主义到利他主义，从传统社群到网络社群，“抽象的普遍主义”(abstract universalism)与“狭隘的社群主义”(narrow communitarianism)之间如何实现真正有效的互动？如何实现人工智能背景下新闻信息传播的人机互动？如何从消费社会的角度，研究日常生活中的媒介消费与世界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新世界主义研究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网络与新媒体不断发展的新实践，正在并将继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发展媒介理论不断提出新的问题，需要通过整体互动论的持续研究来提供更加完善的理论回答与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3．互动传播研究大有作为

就互动传播而言，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口，随着经济规模与总量的不断提升，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信息传播的需求与日俱增，富于研究价值与意义的传播现象不断涌现，在践行新世界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传播研究的发展，尤其是整体互动传播研究的发展无可限量，诸如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的科学化建构，基于整体互动理论的学科融合化与交叉化研究，基于微观层面的实用性、操作性的媒体行动方案与典型案例研究，以网络化推动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研究向海外拓展，都预示着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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