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起步于1984年，至今已有36年的历史。其改革与发展的路径既与其他学科/专业博士生教育进程大致契合，又呈现出本学科独有的特征，在招生、培养、过程性考核及学位授予等环节积累了很多有益经验，也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1983年5月25日至6月1日，第一次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由中宣部和教育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会后下发的《关于加强新闻教育工作的意见》指出，新闻教育所培养的人才无论数量和质量都不能适应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必须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有一个较快、较大的发展”，要求改革招生与分配制度，增设新专业点，改变专业单一化状况。[1]此后新闻学博士生教育被提上了日程。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并于当年开始招收新闻学博士生。随着1988年首批新闻学博士生圆满毕业，中国开始有了自己培养的最高级别的新闻学专才。但直到1996年，全国仍只有人大和复旦两个新闻学博士授权点。

拐点出现在1997年。这年6月，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将新闻学由二级学科升为一级学科，定名为“新闻传播学”。次年修订并公布的博士生学位授予点专业目录显示，“新闻传播学”列于文学门类之下，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2000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有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的高校可自主设立若干二级学科专业点。此后，新闻传播学博士招生数量与规模水涨船高，博士生的专业和方向设置也日趋灵活多样，出现了传媒经济学、跨文化传播学、广播电视与数字媒体等新的专业方向。到2019年底，全国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已增至26个。[2]

在招生专业及博士点不断扩张的同时，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招考也从最初的统一考试变为统一招考、硕博连读、推荐免试、单独选拔优秀人才及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等多种渠道和方式，重在考察考生的个人品行、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科研潜质和综合素质。其中，“申请—审核”制与“申请—考核”制就是为优化招考制度而进行的有益尝试，目的是增加过程性考察环节，下放给学院和导师更多自主权，从中筛选出真正适于科研的优秀人才。目前，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博士生招生均实行了上述制度。

一些资源国成为油气行业投资热点。从招标数量看，2017年美洲地区油气招投标活跃，特别是美国、巴西、墨西哥，全年招标数量占全球的90%。从中标数量看，阿曼、摩洛哥、巴西和墨西哥的中标数量超过90%，其中阿曼和摩洛哥为100%。另外，除陆上常规油气以外，深水项目的招投标数量也呈增加趋势。

西方文明发展演进逻辑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受到西方历史条件、地缘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文明自信演进逻辑也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受到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地缘条件的影响。二者不是天然对立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逻辑展开。

站在博士生的角度看，还应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培养环节效果如何，固然需要招生培养单位、导师与学生通力合作，其实更需要学生顺利通过各项课程考核，同时对学术公关课题孜孜以求，寻找解决和创新之道。

作为博士生所受学术训练的最终答卷，几十年来，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学位论文从学术角度对新闻传播的理论、历史与实践的不同方面进行了深度开掘，可说是管窥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通过对比分析1988年至今的博士论文标题可以发现，首先，近几年来，出现频次最多的词已由30年前的“新闻”变为“传播”。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传播学作为后起之秀，已经从最初本着改造传统新闻学的目的对传播学理论和学术规范的横向移植，到目前已成了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主题词”与“关键词”；而传播力构建作为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正受到来自最高领导层的重视，也必然会在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论文中有所投射。其次，论文标题中的另一高频词汇是“中国”，说明近年新闻传播学博士论文依旧紧盯国内问题，重视建设中国自己的新闻传播学。这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不断取得“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体现。最后，近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学位论文的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仅与新媒体元素相结合的就占据了半壁江山。这种对“新媒体”“互联网”“网络”的聚焦与追逐，显然是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学位论文与时俱进，关注媒介发展现状及趋势的结果。总之，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作为新闻传播业的顶尖人才培养体系，从博士学位论文标题词频呈现出的扎根本土和追逐前沿特征，说明本学科的培养目标与结果、社会需求与教育反馈之间的良好互动。

与其他专业一样，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在学期间，除各门课程必须及格外，学术论文与学位论文情况也是考核其学业水平的重要指标。早期的新闻学博士生培养并没有在学期间发表论文的硬性规定，学生们拥有较大自由，可集中精力专攻学位论文。但近年来随着教育部和各高校对博士生管理的精细化，很多高校强制要求博士生在学期间必须发表一定数量、一定规格的论文，并将其与毕业要求挂钩。在这一硬性规定下，各专业期刊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论文发表数量激增。博士生们还频繁出入各类学术会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推了各地的学术会议热潮。不可否认，很多优秀的学术论文出自在校博士生之手，制度刺激的正面效应显著。然而也应看到，将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数量、刊物等级与学生毕业条件挂钩，势必出现为完成指标而不顾质量的短期行为，承担学术泡沫及低水平重复等不良后果。一些博士生为追求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倾向于寻找易于操作的选题；那些需要长时间花大力气去开掘的有价值选题，则在上述论文需求指挥棒下受到冷遇。另一个不良后果是，以前博士生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多与学位论文相关，或是其学位论文的阶段性成果。但在当前的查重机制下，引用自己公开发表的论文也有被判定为“抄袭”的风险。为避免出现查重数值高的问题，博士生们不敢将自己的学位论文相关内容作为中期成果，只能改做其他议题。这分散了在学期间的研究重点不说，也意味着学位论文研究与打磨时间的缩短。事实上，这一现象并非新闻传播学专业所独有，但如何改变唯课业成绩和学术论文是瞻的评价体系，设立相对多元的评价标准，恐怕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之一。

二

一个自然问答系统需要接受用户使用自然语言输入的问题，通过与外部知识库进行交互，生成另个自然语言形式的答案。它是一个典型的序列转化任务，可以使用序列到序列学习(简称为“序列学习”)框架建模[10]。例如，如图1所示，对于问题“诗人泰戈尔有什么成就?”，为了生成正确、一致、流利的自然答案，系统需要首先识别问题中的主要主题实体“泰戈尔”，进而从外部知识库中检索出能够回答该问题的事实(泰戈尔，主要成就，诺贝尔文学奖)，最后基于匹配的事实和输入问题自动生成答案正确、内容丰满、形式自然的答案“印度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培育适应融合媒体时代的高端国际传播人才，是近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培养的另一重要趋势。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新闻传播院系都为博士生设置了新闻传播学双语课程，注重与国外高校和专家团队交流，加强国际合作，着力培养熟练掌握外语、拥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优秀人才，取得了很大成就。部分高校还要求博士生除完成国内课业外，需在国外对应的高校、科研院所访学半年到一年，并完成相应的课程，为此甚至不惜推迟三年毕业计划。而国家留学基金委近年推行的公派研究生计划也鼓励和资助联合培养博士生出国从事6—24个月的访学，更是助推了这一国际化进程。

到站的时候他先下车然后绕到另一头，替她开门，很绅士。他深深地望着她，她抬起头来看了看在公交站台等她的顾青，两个男人点头打过招呼。

在上述课程体系与培养方案中，除了不断改革和新增的内容，一些传统的基础性课程却自始至终贯穿了几十年的博士生教育体系。如作为通选课程的外国语和作为专业通选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课等。尤其是近几年，无论媒体变革如何剧烈，无论对适应媒介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如何界定，都始终强调博士生在学期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也就是说，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是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基本特色，也是这一学科博士生教育的底色。

从博士生入学后的培养环节看，培养目标与培养体系尤其是课程体系基本是与时俱进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新媒体研究、媒介与社会、数据挖掘与可视化传播、视听语言研究、文化与传播研究、受众分析、媒介前沿、国际传播等以前没有的课程陆续被纳入博士生培养方案，体现了学科增长点在跨学科与高层次之间的有机嫁接。为鼓励博士生们广泛阅读与精深研究，近年来，一些高校新闻传播院系还通过“学术午餐会”和读书会等多种方式，积极为博士生搭建课外学术交流平台。

然而仅从论文的标题还难以判断博士生论文的水平与质量，测度其创新性与适用性。一个公认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是，部分从事应用研究的学位论文如传媒/传播“战略”“策略”“对策”“建构”等课题，很多都出自没有传媒实战经验的年轻博士生之手。一些成果在实践层面的零转化和难落实，至少说明了这类“应用型”研究在可行性环节的把关上存在缺失。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启动之初，王中、甘惜分等早期的博士生导师既熟稔新闻业的基本流程，又注重博士生的基础理论培养。但随着部分从学校到学校的新闻学博士毕业后陆续成为导师，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学”与“术”分离现象日益加剧。这本无可厚非，也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说明新闻学、传播学在中国经过多年发展，其理论基础与学术含量已有了很大提升。问题在于，新闻学专业尤其是新闻实务方向的博士生是面向媒体一线，如果导师的实践与理论视野不能与之匹配，培养质量恐难以保证。尤其是在媒介融合的热潮和新媒体的冲击下，新闻传播业需要实践经验与理论水平双高的专业人才，需要具备综合、交叉学科背景的优秀学子充实媒体研究部门。而这极有可能也是部分来自高校、脱离媒体实践的纯科研型博导自身所缺失的。研究表明，美国排名第一的西北大学Medill 新闻学院几乎所有教师都有媒体从业经验，其中一半人的媒体从业时间达20年以上，85%左右的教师获得过各级各类的新闻奖项。美国其他新闻院校的师资中，业界人士占2/3 左右，与1/3 的“学院派”教师有机组合在一起，确实能使新闻传播理论教学真正与传播实际相结合。[3]意识到这一缺失后，近几年一些高校新闻院系开始聘请业界的资深媒体人兼任博士生导师，以弥补“学”与“术”失衡的状态。但实际执行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一是业界导师大多担任本单位较高领导职务，本职工作繁忙，无法像高校教师那样全职指导学生，很多具体事务只能委托校内教师代劳，无法实现学与术的互补；二是在教育部日益紧缩的招生名额分配机制下，聘任校外导师势必与本校教师利益冲突，如果校外导师无法到岗履职，又会引发批评，故而这一尝试目前尚处在谨慎探索、小步前行中。

村镇的居民大多对于“社区”有着较强的亲切感与认同感，街坊邻里之间的友好度较高。村镇在规划与建设的过程之中，应当注重保护当地的传统文化氛围，同时尽可能的考虑到历史因素，采取合理的措施去保护当地的文化遗产、传统建筑，采取具有特色化的统一与整合方法，帮助当地居民梳理文化脉络。简而言之，村镇的规划与发展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整治，而是将村镇建设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社区。如果不以这种理念进行规划与建设，而是单纯的将旧建筑推倒重建，破坏当地的传统文化建筑以及区域特色，那么村镇本身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

三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健康发展，既需要制度设计上的不断完善，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改革的责任担当。博士生教育的重要目标是研究能力与创新思维，但目前的招考制度却未能体现这一要求，也与英美国家的招考制度形成较大反差。

笔者认为，在招生自主权已部分下放的当下，除保留硕博连读、专项计划等招生方式外，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招生可进一步提高“申请—审核”制及“申请—考核”制的份额，把对学生能力的考察前置，给学院和导师更大的自主权。在现有的26 所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高校中，以“申请—考核”制作为唯一招考方式的一级学科点目前已有几家，如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等。有的学校在初审材料后的考核环节还加入了笔试内容。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大学、暨南大学等十几所高校则对部分考生采取“申请—考核”制方式。另有7 所高校（科研院所）尚未开展“申请—考核”制试点。实行“申请—考核”制的优势在于，专家组事先审核学生的报考材料，可对其学业水平、外语能力和学科专业背景等有更多的了解，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学生的科研能力与报考专业的匹配度，并根据复试成绩决定录取资格。为避免导师在筛选过程中的偏差或舞弊行为，可采取导师组匿名打分等双盲方式，尽量保证审核层面的公平与公正。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做法是按申请专业分别进行初审。“初审小组对申请人的学术背景、专业基础、研究计划、综合素质等进行全面考察，每位专家独立评分。”再根据申请者的初审成绩排序，“每个专业按不高于普通招考博士生招生计划3 倍的人数拟定复试人员名单，经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后再将初审结果通知到申请者”[4]。华中科技大学则是学院成立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对整个复试和录取工作进行统一领导，成立招生工作监察小组，监督检查学院的招生录取工作。[5]对考生而言，如果想在“申请—考核”制环节不被淘汰，就需在硕士阶段或实际工作中擘画未来研究方向，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调整思路，积累相关科研成果和经验，形成前后相继、已取得的学术成果或工作经验支持后续博士生阶段研究的路径，而不是像现在很多考生那样，先期全力投入复习应试，进入复试阶段才匆忙准备入学后的科研设想。

招考机制的调整，还需培养环节的密切配合。加大招生阶段的考核力度，是为了让真正优秀的人才进入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队列。学生入学后，还需通过相应的过程性评估，进一步完善培养过程中的动态考评机制。目前所有单位的博士研究生培养实行的都是导师负责制，采取导师负责与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办法，或为每个博士生量体裁衣，成立论文指导小组。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及媒介融合的加深，跨学科、跨专业的博士生新增专业（方向）还会不断涌现，需要在不同专业、高校甚至媒体之间进一步打破区隔，选择部分专业设立“融学科”培养模式[6]，如设置新闻与计算机、政法、外语等学院间的交流活动，对学科交叉范围建立融合式的合作发展平台，并为博士生们跨专业和跨学校选课提供条件。而在最后的学位论文环节，目前几所高校新闻院系推行的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制度，实际是为博士生的学位论文设置了一道质量关，可在所有高校新闻传播院系推广。

由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是高端新闻传播学理论与实践人才，虽说其整体偏向本来就是“纸上谈兵”，但也不应忘记回馈新闻业的滋养，尤其是偏应用型的学术研究成果，需对生机盎然的新闻传媒业产生引领与示范作用。基于当下基础研究型与专业指导型博士的培养和考评区别不大的问题，可以考虑进一步细化规则，或参照欧美国家的做法，区分本学科中哪些博士专业培养的是实操性人才，哪些专业培养的是基础研究工作者。对从事基础性研究的博士生，不应单纯以发表的论文数量与刊物层级作为考评标准，尤其不应将这类指标量化甚至做出硬性规定，而是应着重加强其基础理论与科研能力的培养，关注其研究成果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对于偏重新闻传播实务的专业和方向，例如媒体实践、媒体调查、大数据相关专业方向博士生，学界对“双师型”师资建设的热议由来已久，应着力搭建业界和学界共享共建的平台，大力引进一线的高级记者、资深编辑进入博士生导师队列，通过学、研、产三者的结合，给博士生以充足的实战机会，同时开启博士生导师团队作业模式，师生共同在相关领域集中开展研究，攻克前沿议题，让这类科研成果担当业界的“参谋”与“指导”，同时接受来自业界的反馈与修正。对这类从事应用型/实践类研究的新闻学博士，宜将其在学期间的实践情况和科研成果的转化情况纳入考评体系，而不应仅仅看其在哪些刊物上发表了学术论文。也只有实现“术”与“学”的双剑合璧，打通学界与新闻业界的现有壁垒，才是高层次新闻传播实战人才应对全媒体挑战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关于加强新闻教育工作的意见（一九八三年八月）[M]//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新闻年鉴.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4：59-62.

[2]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构建新时代中国新闻传播学[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2-21(002).

[3]刘海贵,张帆.美日新闻教育及变革对中国的启示[J].新闻爱好者,2013(3):72-74.

[4]复旦大学研究生招生官网[EB/OL].http://www.gsao.fudan.edu.cn/6f/90/c15014a159632/page.htm.

[5]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招生官网[EB/OL].http://gszs.hust.edu.cn/info/1094/2649.htm.

[6]连晤琪.大数据背景下传媒人才培养路径探析[J].新闻爱好者，2018（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