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认同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中至关重要，建构社会认同对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具有紧要且深远的作用与意义。大众传媒是影响社会认同的重要来源，媒介及其使用行为影响并建构着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围绕农民工媒介使用与社会认同的相关议题，目前国内学界已有所考察和研讨，并产出了一定的治学成果。本文试就国内有关农民工媒介使用与社会认同的研究概要略作回顾与展望。

一、研究地域：从乡村到城市，聚焦多维空间

在研究农民工媒介使用与社会认同方面，学者们研究的空间领域最早聚焦于乡村，来自乡村的老一代农民工只是临时进城的打工者，其生活目标设定及生活方式都是以农村、农民为参照的，但由于受到了大众传媒反映的外部世界同农村现实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冲击，使得他们对自我身份认同发生改变，并使得他们接受变迁，主动去融入城市生活。[1]

与终回乡村的老一代农民工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留居、融入城市的意愿强烈。有着较高文化背景和较多城市生活经历的80 后，更渴望融入城市享受现代文明发展的成果，他们对乡土的认同减弱，城乡二元制消解着其城市认同，借由手机，他们在新技术使用、阶层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等多个层面交织中建构但无法从根本上重塑自我社会身份。[2]在城市中社会资本的人脉拓展中，研究者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利用新媒体建构的城市人际关系，十分脆弱且多以情感宣泄为导向。[3]“为承认而斗争”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在社会认同上容易陷入“二重性”的认同困境。

近几年白领移民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线，由于他们在城市接受教育，人际交往网络建立在城市，所以其心理上并未完全认同农民工的身份。邓巧在2012年通过对深圳、广州和中山三地白领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乡土认同和城市认同等方面进行研究，发现媒体宣传和社会舆论促使新生代农民工温和、非强制性地加大了他们的城市认同。[4]媒介使用对白领移民的城市化社会认同的建构是温和而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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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有关农民工媒介使用与社会认同的研究，较早关注的主要是身份认同这一维度，随着城乡户籍改革的推进，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关注点，形成了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等多维度的治学景观。

二、研究主体：从农民工到新生代农民工，注重代际传递和代际差异

身份认同是学者们早期关注的热点。王春光认为，由于受传媒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农民身份认同得到强化，但其乡土认同在减弱。有学者认为接触大众传媒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其农民身份的认同感越低，由此表明媒介使用对农民工身份认同有着重要影响。[16]在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自我认同“双重危机”中，手机作为重要的日常自我叙事系统能使其获得自我的社会身份认同或是扮演全新的社会角色。[17]

在屋里做饭的媳妇听见孩子的哭声，急忙从屋里出来，边走边在围裙上擦着手，嘴里吆呼着：“狗蛋咋啦？狗蛋咋啦？”看见哥们儿朝洛蒙背着双肩包在黑地里高粱杆似的戳着。媳妇把狗蛋从地上抱起来，颠着哄：“奥奥奥，狗蛋别哭，狗蛋别哭，我们的狗蛋不哭。”

随着农民工进城大潮的涌起，学者们将研究视野转向有留城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对原有农村“乡土”社会的认同减弱，同时在城市中遭遇到不公与歧视，“内卷化”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困境。[5]舒曼对居住在南昌市高新区艾湖村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受传媒环境的影响，缺乏稳定性是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认同的主要特点[6]，表现在虚拟网络游戏中，新生代农民工获得逃避现实、人际交往和虚拟阶层上升的情感满足，这种满足基于阶层和代际建构的身份认同和其自主创造的“意义”是微弱的，最终将被整合进网络游戏的文化工业机制中。[7]新生代农民工是新媒介技术的拥抱者，其新媒体使用率比较高，同时其使用主要是用于构建人际交往关系及休闲娱乐。[8]由此可见，具有现代传播观念的新生代农民工更为积极主动地利用媒体促进社会认同的建构。另外，由于农民工群体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水平普遍较低，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这一群体中的很多人自我表达能力和意愿更弱、社会资源更加匮乏，较少借助网络等媒体进行自身权益的维护、表达对社会现象的看法。[9]

国内的“媒介使用与农民工社会认同建构”研究，其起步阶段所考察的“媒介”，均为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随着网络和移动媒体的兴起和普及，这一方向的研究对新媒体之于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影响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讨。例如，胡昊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外地来京新生代农民工的手机电视使用进行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获得的信息资讯、休闲娱乐信息影响着其社会认同。[10]有学者指出网络空间为农民工提供了一个“理想化自我”的展示平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媒体赋权的表现。[11]

三、研究媒介：从传统到新兴媒体，新媒体的研究方兴未艾

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受到帝王宫殿和私家宅邸所在位置的限制，而寺庙园林则随宗教的广泛传播，可灵活自由地选址。最初，佛寺多建于通都大邑，后来一些文人为了寻求精神上的解脱，深谷幽林成为理想的净土，佛寺开始进入高山深林，大多数寺庙园林选择了环境幽静、风景秀美的名山大川，这样的环境便影响着寺庙园林的发展。同时，由于进香游览人数的众多，又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群众大多愿意倾囊施舍，这又从经济上大大促进了寺庙园林在全国众多的名山大川中得到开发，使得名山胜水和灿烂的园林文化荟萃在一起。因此，寺庙园林具有了适应最广大阶层游客观赏的景观内涵。

农民工媒介使用与身份认同的正负关系也引起了学者的争议。王锡苓和李笑欣通过对皮村的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帮助乡城迁移者构建了社会关系网络，但这种社会资本并不能带给其身份认同的改变。[18]郑欣认为，媒介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深嵌其生活中并改变着他们的城市适应，而这一过程的最终走向是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再造。[19]姚崇等分析了新媒体在农民工身份认同塑造中的作用，认为新媒体为农民工提供了一个平台，他们借助这个平台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实现自身理想，这样可以使得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多样化，媒体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变化。[20]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农民工开始产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认同期待，这种多维度的认同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关注点。金艳认为，网络媒体关于农民工的话语形态主要呈现都不约而同地将农民工群体客体化，在此语境下，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不断被强化，但是其自我认同却处于被淡化的状态。[21]张青和李宝艳分析了网络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积极影响包括网络媒体的使用可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经济认同、社会政治认同、社会文化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消极影响包括网络媒体的接触与传播所导致的新生代农民工经济危机感、价值迷茫感和文化疏离感。[22]

四、研究维度：从单一到多元，建构多元认同

学者们的研究从空间地域上还属于乡村的城市外来者，到逐渐城市化的新生代农民工，到拥抱城市化的白领移民，研究空间地域实现了从乡村到城市的挪移，聚焦多维空间。

在研究主体上，学者们最初的研究对象聚焦于老一代农民工，研究这个群体传统媒体的使用对其社会认同建构的影响。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代际传递与代际差异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

近年来，手机媒介成为研究的聚焦点，学者们在研究手机媒介使用与社会认同关系时所采用的研究维度主要有：（1）以手机消费作为研究维度。杨善华和朱伟志以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手机消费为研究对象，指出新一代流动农民工手机消费被赋予了消费之外的意义。[12]（2）以手机使用作为研究维度。李红艳认为，手机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一种社会资源，借由它建构了自己当代中国社会中新的身份，并影响了社会的新秩序。[13]（3）以农民工手机使用与数字鸿沟为切入点。宋红岩通过研究发现，长三角农民工在手机使用的意愿、技能和内容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手机智能应用催化其信息分化与社会分层。[14]社交媒体对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认同拓展社会关系网有正面作用，使用社交媒体越长，社会归属感越强烈。[15]

五、展望

首先，在研究视角上，从社会学领域涉入的研究多于传播学本位的研究，从传播过程、传播机制本身考察媒介使用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建构过程的系统研究还相对薄弱。新生代农民工媒介使用行为本身是一种传播现象。如何引入传播学视角，以媒介使用作为自变量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问题，还有待传播学者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各展所长，有所开拓和奉献。

其次，研究内容方面，目前学界对社会认同概念的测定方案和指标设计仍较为驳杂，尚未形成相对全面、具有较高共识度的社会认同测量框架。围绕社会认同的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地域认同等六个维度设计问卷展开调查，比较不同代际的农民工在六个维度方面的认同特征，以及媒介使用对不同维度认同的影响，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领域。

气相色谱法同时测定麝香追风止痛膏中5种挥发性成分的含量 …………………………………………… 黄传俊等（14）：1931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目前的研究多为规范性分析或单一方法的分析，缺少将量化和质性相结合的研究。量化分析主要用于描述新生代农民工媒介使用和社会认同状况，以及媒介使用与社会认同的相关性；质性分析则用于揭示新生代农民工媒介使用影响其社会认同的内在机理。如何科学地结合量化分析和质性分析的研究方法，开展媒介使用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跨学科、跨专业的精细化研究、交叉研究，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媒介使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政策建议，也是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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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嫚.消费与身份构建：一项关于武汉新生代农民工手机使用的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6）:63-76.

[3]黄伟迪.新媒体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生活:比亚迪工业园的民族志调查[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1:111-129.

[4]邓巧.白领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

[5]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63-76.

[6]舒曼.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社区传播研究：基于南昌市高新区艾湖村的田野调查[J].新闻界，2015（4）:32-41.

[7]方晓恬，窦少舸.新生代农民工在网络游戏中建构的身份认同：基于对13 位《王者荣耀》新生代农民工玩家的访谈[J].中国青年研究，2018（11）:56-61.

[8]周葆华，吕舒宁.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新媒体使用与评价的实证研究[J].新闻大学，2011（2）:145-150.

[9]黄梅芳.多媒体时代青年农民工媒介素养现状与对策[J].新闻战线，2014（12）:206-207.

[10]胡昊.新生代农民工手机电视使用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D].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15.

[11]陈韵博.新媒体赋权：新生代农民工对QQ 的使用与满足研究[J].当代青年，2011（8）:22-25.

[12]杨善华，朱伟志.手机：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动”选择：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手机消费的文化和心态解读[J].广东社会科学，2006（2）:168-173.

[13]李红艳.手机：信息交流中社会关系的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手机行为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1（5）:60-65.

[14]宋红岩.“数字鸿沟”抑或“信息赋权”?——基于长三角农民工手机使用的调研研究[J].现代传播，2016（6）:132-137.

[15]韦路，陈稳.城市新移民社交媒体使用与主观幸福感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5（1）:114-130.

[16]彭远春.论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服务员的调查分析[J].人口研究，2007（2）:81-90.

[17]袁潇.“准现代性”:手机使用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认同[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23-129.

[18]王锡苓，李笑欣.社交媒体使用与身份认同研究：以“皮村”乡城迁移者为例[J].现代传播，2015（6）:118-124.

[19]郑欣.媒介的延伸：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的传播学探索[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6）:142-148.

[20]姚崇，席海莎，张婉馨.新媒体发展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J].今传媒，2014（2）:18-20.

[21]金艳.网络媒体话语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J].今传媒，2013（2）:15-16.

[22]张青，李宝艳.网络媒体影响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12-16.